信阳鸡公山在近代历史上不仅仅是作为避暑胜地而存在，也与近代教育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鸡公山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迁。据统计，1914-1949年，鸡公山先后存在13所学校[1]，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这些学校既有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既有官办，也有民办；除正规国民教育机构外，还有训练班等成人短期专业培训。在鸡公山曾发生过学潮，留下许多抗日爱国的佳话。
近代鸡公山与教育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清末至民初教会教育独占时期和国民党统治下多种教育形式并存时期。
一、清末至民初教会教育独占时期
清末，现代教育刚刚起步，学校教育基本上仍以书院教育为主。信阳学校很少，仅有豫南书院（后改称豫南师范学堂）、申阳书院等几所。
1902年，基督教信义会传教士丹尼尔·李立生（Daniel Nelson）等人在游玩中发现了鸡公山的幽雅清凉，认为此地乃避暑宝地。次年，李立生用156两白银，买得随田山场一处，长约三里，宽约二里，并在此处建房。之后，李立生将此事报给汉口美国领事馆，美领事带随员登山考察，随撰文在西方国家报纸上宣传鸡公山，称其地风景优美、泉清林翠、气候凉爽、适宜避暑。在西方人的宣传鼓动下，各国传教士、使馆人员、洋商纷纷来此购地建房或避暑。一时之间，鸡公山成了内陆少有的西人避暑区。1903-1905年，山上建有美、英、法、俄、日各国洋房27所，有洋人六七十人。1925年，鸡公山有美、英、德、法、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传教士及家属722人。至1935年，在鸡公山常住和避暑的外国人已达2201人[2]。外国传教士在山上居住并把此地作为传播西方宗教的基地。山上盖有教堂（大礼拜堂、小礼拜堂）、医院等。为解决子女入学问题，鸡公山先后建起了两所教会学校。一所是美国传教士所办的美文学校，规模较大，另一所是瑞典传教士所办的瑞华学校。
1、美文学校（American School KiKungShan）（教会学校）
该校由美国路德教传教士创建①，设有高中、初中和小学②。1917年注册学生有33名，1926 年有103名。专收长江沿江两岸的美、英等西方各国在中国传教土的子女，教员均为外国人，经费由美国教会从庚子赔款中支付。因为学校的宿舍床位有限，有些孩子就全年住在鸡公山的教会人员家里。夏天来了，家长们就到鸡公山与孩子们一起消暑。冬天降临时，孩子们会回到各自的家中与父母一起过圣诞节[3]。
该校建校38年， 因躲避战乱，曾先后迁至信阳、武汉、庐山、香港等地，被称为“流动的国际学校”，这所学校先后培养学生千余人。为世界金融界、医疗界、艺术界培养了许多大师级人物，至今在美国还有美文学校校友会。
2、瑞华学校
由瑞典传教士于1913年创办，校址在瑞典式大楼。该校专收牧师、教徒和外商子弟就学，生源范围为长江中下游。后入学条件放宽。
清末至民初，鸡公山刚刚开放，外国人居多，因之此期鸡公山的学校教育由外国人独占。教会学校的建立，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堂不足的压力，对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国民党统治下多种教育形式并存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时期，鸡公山上的学校逐步多了起来，除了上述两所教会学校外，还先后有多所学校在此建校或在此临时办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学校有：
1、东北中学
东北中学（学院）系张学良将军为东北流亡学生办的中学，原在北平，校址在西单皮库胡同。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注重统一的军事训练。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北平当局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有关抗日的机构、团体被迫撤出北平，北平中学也在此列。此时，张学良将军正在武汉任职，鸡公山在其辖区之内，学校派人考察后，遂将学校由北平迁至信阳鸡公山，校址设在鸡公山靳家大楼（即颐庐）。鸡公山时期，东北中学设有初中部、高中部，10个班，共有学生600人，校长由张学良的秘书王化一担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上山包围了东北中学，并将学生全部解除了武装。1938年夏，武汉会战开始后，学校由鸡公山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
2、鸡公山鄂豫中学
1940年由信阳县县长周汉臣创办，原名豫鄂中学。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委任孟继明为鸡公山管理局局长③，在国民党武汉行辕副主任张轸等的支持下，于1946年秋成立了鸡公山鄂豫中学校董会，程潜为董事长，张轸为副董事长，学校改名为鸡公山中正中学。该校最初招有高中、初中各1个班，至1948年底，发展到高中3个班，初中3个班，学生400余人[4]。也有称学生人数达1000人[1]。1949年3月学校停办。
3、颐庐学校
由靳云鹗出资兴办[5]④，是北洋政府陆军十四师官兵子弟学校，1925年有师生70人。教育家刘景向（字邃真）先生在鸡公山疗养期间，受靳云鹗之邀，曾任该校监督（名誉校长）[6]。
4、河南大学
1937年12月，豫东、豫北相继沦陷，省会开封危急，教育部、河南省政府决定河南大学迁校，农学院、医学院迁往镇平，文、理、法三学院和校本部迁往鸡公山。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开始，河南大学又从鸡公山迁往镇平[7]。
是时，一大批学界名流汇集鸡公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执教于文学院，不久参加新四军[8]。
清末至民国初年，鸡公山上的学校还有信义小学、公益学校、颐庐学校、鸡公山第一小学、鸡公山中学等[1]。
此外，商城师范、淮阳师范、百泉乡师、汝南园艺职业高级学校等也曾在鸡公山临时办学。
除了国民教育外，鸡公山还存在过其他形式的培训教育。
抗战时期的1938年，董必武同志通过武汉大学教授、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以办园林试验场为掩护，在鸡公山举办过党政干部武装训练班[9]。
丁超担任武汉行辕直辖鸡公山管理局局长期间，开办了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各1所，使山上居民子女有入学及文化活动的场所[10]。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于1949年8月至9月在鸡公山组织培训，参加者有数千人[11]。
三、近代鸡公山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缩影
鸡公山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基地，与鸡公山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鸡公山地处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南38公里的豫鄂两省交界处，正处于我国南北天然分界线，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鸡公山夏季平均气温23.7℃，日最高气温大于30度的天数年平均只有6天。即便是在三伏盛夏季节，也是午前如春，午后如秋，夜如初冬。素有“青分楚豫，气压嵩衡”之说。民初教育家刘景向曾于1922年因病在此疗养，其所写的《鸡公山竹枝词》中有“三伏炎热人欲死，清凉到此顿疑仙”之句，对鸡公山的赞誉可谓入木三分，极富神韵。鸡公山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森林覆盖率达到83%。因雄踞“义阳三关”（武胜关、平靖关、九里关）之间，形势险要，历来为军事战略要地。
近代以来，临近鸡公山的华中重镇武汉汉口成为内地重要的通商口岸，作为国际开放城市，在这里居住、经商和传教的外国人很多。1902年芦汉铁路通车后，铁路从鸡公山山下通过，设有新店车站，使得武汉到鸡公山的交通十分便利。由此，鸡公山成为汉口外国人避暑的理想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被视为全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抗战爆发后，这里一度成为战略后方基地，大批学校陆续迁移此处，使鸡公山的教育呈现繁荣景象。
鸡公山是座开放之山。虽然远离城市，这里却俨然如城市。民国初年，山中即设有二等邮局，山上邮筒随处可见，通讯联系十分方便，国内外信息传递很快[5]。
这里，曾留下一段段师生爱国进步的佳话。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颐庐学校师生十分愤慨，颐庐学校校长率全体学生致电段祺瑞政府，吁请对英实行经济绝交，并捐出生活费二百元给上海失业同胞及惨死同胞家属[12]。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东北中学迁到鸡公山后，学校受进步师生的影响很大，有很多中共党员在师生中活动，其中包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员马识途（教授生物课，后曾任中共嫩江省政府代理秘书长，革命烈士）等。该校曾发生抵制国民党特务控制学校的学潮，还为八路军输送了40余位优秀青年。进步学生于绳武在1935年的数个夜晚，乘黑夜在主峰报晓峰卧石上刻下了“LONG LIVE CHINA”几个英文字，至今清晰可见，成为学生爱国情怀和抗日救国决心的历史见证。
鸡公山教育在抗战时期达到鼎盛。河南中等师范以上专门学校，有一半与鸡公山发生过某种联系。
近代鸡公山学校虽多，但劳苦大众子女多望而却步，主要是经济上很难供得起。据1935年户口调查，有失学儿童120人，成年人文盲甚多[1]。
不管怎样，一座山先后容纳如此众多的学校在此办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仅见。
